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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网北京7月10日电 (记者 高凯)从古至今，湖湘文化特色鲜明，湖南文坛生机勃勃。进入新时代，在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绚烂图景中，几代湖南作家笔耕不辍，湖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有目共睹。湖南作家、批评家水运宪、王跃文、贺绍俊、阎真、彭东明、龚旭东近日相聚“中国作家馆”，以“时代的回音”为话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谈。

水运宪的新作《戴花》是一部在他心底里酝酿了半个世纪的作品。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，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一首群众歌曲——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。”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。在与“一穷二白”作斗争的日子里，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感天动地，凝聚成为一道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，留下了一段崛起时代的国家记忆。水运宪书写的是今天的年轻读者不太熟悉的生活，但他表示，自己并不担心年轻人对这类题材会有“违和感”，“关键在用心用情，有了强烈的代入感，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享受，时代的隔膜其实并不重要”。

与水运宪不同，阎真的新作《如何是好》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成长。阎真在高校工作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入校、毕业、再入校、再毕业，他深知当下青年一代的生活之难。阎真用“贴地而行”来形容《如何是好》，生活本来的面貌在小说中被如实描摹。

彭东明的《坪上村传》写的是自己的故乡，一个真实的村庄，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后，作者回到村庄修缮老屋。老屋是一座村庄的记忆，在浓郁的乡愁里，坪上村的故事氤氲穿行于村庄百年的时空之中，叙说村庄上一代又一代人命运的起落、社会的变迁以及正在消逝的风情风俗。老家、老村、老屋、老朋友，彭东明通过众多人物命运的转变来写伟大时代的具体变化。当然还有不变的：坪上村村民的可贵精神被传承下来，这也成为彭东明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。

与彭东明类似，王跃文的《家山》也是对故乡的漫长回忆，从老一辈人所讲述的他们经历的生活中，王跃文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延续。“自小那种家乡的生活与我的创作、与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形成，包括情感方式、宇宙观的形成在内，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”回想自己的创作道路，王跃文认为有着真实书写、文化书写、中华美学书写三个关键词。所谓中华美学书写，是指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，同天地万物形成了稳定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习惯，也就自然衍生并呼唤着一种纯熟的中国美学经验，或者叫中国气派、中国气象，“写这般经验，是我的长期追求。” 王跃文说。

“我觉得湖南的小说创作一直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和总的特点，就是湖南作家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，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社会、对乡土。”龚旭东通过几位作家的作品，试图总结一种湖南文学的根性特征。

那么，“湖湘气派”是否具有一种鲜明别致的风格特点呢？贺绍俊从《戴花》谈起，他认为这部小说典型地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。小说中主人公莫正强正是一个有拼劲儿、不认输、吃得辣、霸得蛮的人物。《戴花》中的人物具有非常明亮的集体精神，非常忘我的拼搏精神，“这种精神在湖南人身上是延续不断的，体现着湖南人的自豪感、自信心。”同时，诸如阎真等作家笔下的湖南知识分子形象，也应和着岳麓书院那副著名的牌匾——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。湖南文人的气节背后，有着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湘江故事。

贺绍俊表示，在一段时间内，曾经显赫的湖南文学似乎慢慢走向文坛的边缘。但这并非因为湖南文学人的创作力下降了，相反，这种变化中透露出的是湖南作家的“野心”变大了，湖南作家涉猎的写作题材更多更广起来，“进入新世纪以后，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，湖南的作家又开始显示他们的锐气，他们典型地体现了湖南文化的品格。”他说。